药王山宋金碑石的活态记忆

　　铜川耀州城东的药王山，五峰突兀，古柏苍翠，自唐代起便与一位伟大医者的名字紧紧相连。孙思邈，这位拒绝北周（隋文帝杨坚辅政时）和大唐两朝三任皇帝征召的“处士”，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活人无数，却终身布衣，以“药王”之名流芳后世。从一位隐逸医者到被皇帝敕封“真人”、享受国家祀典，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符号化过程。

　　北宋崇宁至宣和年间（1104—1119），耀州五台山先后立起四通碑石，分别记录了朝廷敕封、地方官修庙记事、士人唱和赋诗以及宋徽宗亲笔题写的道教诗文。金代大定至兴定年间（1169—1218），又有三通碑石相继刻立，延续了北宋开创的崇祀传统，并增添了全真道与地方社会的新内容。这七通碑石现存于药王山博物馆南庵碑廊，历经九百余年风雨，字迹尚清晰可辨，是研究孙思邈崇祀制度形成与宋金宗教文化变迁的核心文献。

　　本文以这七通碑刻为研究对象，在逐一考辨其形制、内容与背景的基础上，尝试从文化史的角度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宋金时期的碑石书写，如何通过“记忆建构”将孙思邈由一位历史医者转化为国家的灵验神祇。围绕这一课题，文章将分别考察北宋四碑对孙思邈崇祀制度的奠基性作用，分析金代三碑在政治变迁中的承续与调适，并从文本分析上升至文化阐释的层面，揭示宋金社会对孙思邈形象的不同投射与共同期待。

　　祭祀制度奠基与士人话语建构

　　北宋末年的耀州，山川清寂，却因一场旱灾而掀动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信仰叙事。崇宁二年（1103）春，耀州境内经时不雨，知军州事王允中“雩禜祈禳，邈无应者”，乃率僚吏前往城东三里五台山的孙真人祠祷雨，“即获甘雨三尺，合境告足”。这场及时雨改变了王允中对这座小小祠庙的看法：“自是每祷则昭答如响”。于是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奏请朝廷，为孙思邈祠赐额并加封号。朝廷批复后，碑石于次年刻立，这便是药王山第一通宋碑---《感德军五台山静应庙额敕并加号妙应真人告词》碑。

　　（一）敕封碑：官方身份的首次确立

　　碑身高155厘米、宽96厘米，额题“感德军五台山静应庙额敕并加号妙应真人告词”二十字，碑身分两截刻勒。上截为敕牒十九行，记载崇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赐“静应庙”额之事；下截为告词十八行，系崇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敕封“妙应真人”的正式文书。此碑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孙思邈“真人”封号之始的官方记录。“真人”之称，在道教的等级序列中高于“仙人”而低于“大神”，是帝王对道教人士修真得道的最高追认。值得注意的是，敕文中明确表达了北宋朝廷的姿态：“孙真人，其盛德茂功，显闻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秩而祀之”四字，意味着孙思邈祠自此被正式纳入国家祀典体系。

　　从民众的口耳相传到朝廷的法令敕封，碑石以不容置疑的文字权威完成了历史人物向神祇的一次决定性的身份跳跃。大医孙思邈从乡野走向庙堂，不是因为他生前的权位，而是因为他“美利在民”的功德和“每祷必应”的灵验，这正是北宋朝廷建构地方信仰的一贯逻辑。

　　（二）静应庙记碑：灵验叙事与官方修庙

　　与敕封碑同年刻立的，是王允中亲自撰文的《耀州五台山静应庙记》碑。此碑高156厘米、宽106厘米，楷书十八行，行二十字，王允中记、长儒书、于巽立石，现藏南庵碑廊。碑文开篇详述了崇宁二年春王允中祷雨获应之事，继而写道：获得朝廷敕封之后，王允中召集华原县令张鲂与县尉李倚，对他们说：

　　“祭有五义，凡施法定国勤事，与夫禦灾捍患，皆得祀之。矧真人生不屈于世，以保其素，死能福斯民，以食其土，而祠宇卑陋，仅庇风雨，非以上副朝廷褒大旌显之意，下副邦人祈报敬事之诚。”

　　这番话颇有深意。王允中将孙思邈的祭祀资格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生前的“不屈于世”，即孙思邈屡征不仕的隐逸品格；二是死后的“福斯民”，即灵验的神异力量造福民众。前者是他获得官方认可的道德基础，后者则是他与民众之间建立信仰联系的纽带。祠宇的“卑陋”与朝廷恩典的“褒大”之间的落差，成为动员地方官府出资修葺的逻辑起点。于是，“鲂、倚闻之，趋走赴功，鸠材庀工，三年春三月经始，踰月告成”。

　　这篇碑记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庙宇修缮的始末，更在于揭示了官方权力如何介入地方信仰的塑造过程。耀州知州王允中既是这场神异事件（祷雨获应）的见证人，又是记录者、阐释者和推动者：他向上禀报促成敕封，向下动员促成修庙，又通过撰文刻碑将整个过程固化为文字记忆。碑石如同一道凝固的诏令，宣告了官方对孙思邈崇祀的主导权。

　　（三）唱和诗碑：士人话语的集体合唱

　　如果说敕封碑是来自朝廷的“垂直”书写，静应庙记是地方官长对事件的“纪实”书写，那么崇宁四年（1105）十二月刻立的《感德军五台山唱和诗》碑，则呈现了一个更为鲜活的文人群体书写图景。碑高150厘米、宽89厘米，额楷书“感德军五台山唱和诗”九字，正文分三栏，每栏二十一行，满行十字，共刊诗八首，均为七言律诗。

　　从题名来看，唱和的核心人物是朝散郎通判军州事于巽，与其唱和的作者包括朝散郎知军州事王允中、宣德郎充州学教授尚佐均、儒林郎知华原县事张鲂、通仕郎录事参军张介夫等七人。有趣的是，这些人物大多同时也是敕封碑和静应庙记的参与者，于巽和王允中在敕封碑上名列“立石人”，张鲂则在静应庙记中被点名委以修庙之任。唱和诗碑的出现，意味着对孙思邈的赞颂已经从官方文书和史传书写进入到了文人唱和这一更为自由的诗性空间。

　　于巽的原唱诗虽已不存，但从众和诗的呼应中可窥其端倪。张介夫和诗写道：

　　“神灵响答歆香火，民庶欢呼拥旆旌。”

　　王需和诗则云：

　　“真人庙食占兹城，欲乞丰年在至诚。”

　　高钧和诗：

　　“丰年箫鼓来仙宅，晴日烟霞上使旌。”

　　这些诗句的用词高度一致：“丰年”“香火”“祥瑞”“民庶欢呼”等，几乎每一首都将孙思邈描绘为护佑一方的福祉之神，而将官员的谒祠活动描绘为连接天人之际的庄严仪式。八首诗构成了一场士人群体的话语合唱：他们用同一套意象、同一套颂赞模式，完成了对孙思邈神格的集体确认。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反复出现的“太守”“使旌”“报功成”等语汇，在赞美真人灵验的同时，也巧妙地完成了对王允中等地方官员施政成效的间接歌咏。同时也提醒我们：碑石文本从来不仅仅是“记载历史”的镜子，而始终是特定社会阶层表达立场、构建合法性的话语载体。

　　至此，崇宁年间立起的三通碑石（敕封碑、静应庙记、唱和诗碑）在功能上形成了互补：敕封碑宣告国家权威，静应庙记建立灵验叙事，唱和诗碑完成士人话语。三者合力，为孙思邈构筑了一个集官方身份、地方功德与文人情韵于一体的完整形象。

　　宋徽宗“神霄运动”和御碑降临

　　北宋崇宁之后十五年，药王山迎来了一通非同寻常的碑石--《宋徽宗题楮慧龙章云篆诗文》碑。宣和元年（1119），当朝天子宋徽宗亲笔题写了这通碑石，现藏于药王山升仙台（南庵）。此碑高124厘米、宽72厘米。宋徽宗书，杨崇德管勾，刘良弼募工。分上下两栏：上栏为“龙章云篆”诗，题为“西台长吏臣楮慧书”；下栏为宋徽宗以瘦金体题写的碑文，其后刻有“宣和元年刻立”字样。目前此碑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所谓“楮慧”，乃是徽宗宠信的道士林灵素的化名。据碑文所记，徽宗见天神降于坤宁殿，几案上忽得此龙章云篆诗，下有林灵素书押，君臣遂展开一段关于天人感应的问答。所谓“龙章云篆”，是北宋特殊的一种篆体书体，既有篆体鸟兽鱼虫的印痕，也有方士巫术书写咒符的章法，传世极为罕见，考古价值极高。上栏诗曰：

　　“鸾舆彩仗下层霄，绛阙瑶台一见招。三万七千当圣运，坤宁忠孝助唐尧。”

　　下栏的碑文为徽宗三十五岁所写，记述了这番荒诞不经的天神降临事件。有论者谓其“内容虽属荒诞无稽”，但徽宗存世碑刻多已残剥，此碑保存完好，瘦金体书法之铁画银钩之气韵在此碑中一览无余。通篇布局严谨，字体结构瘦长，运笔挺拔自如，疾利而有章法，铁划银钩，行云流水，气韵不凡。“整碑字迹清晰，笔画如新，弥足珍贵”。

　　这通碑石出现在药王山，而非北宋的任何一座道教名山，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究其原因，当从宋徽宗“神霄运动”的整体格局中寻求答案。政和年间起，徽宗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以“神霄玉清王”的身份推动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政治运动，林灵素则是这一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徽宗将孙思邈的纪念空间纳入自己的“神霄”叙事，很可能与他试图整合全国道教资源、建立皇帝本人与各地灵迹之间的关联性有关。碑文中“坤宁忠孝助唐尧”一语，将天神降临与徽宗的治国功德直接挂钩，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孙思邈祠的额号在崇宁年间已被赐为“静应庙”，此刻大约正处于某种转型之中，碑石被置于药王山的核心位置，意味着这座山已不仅是地方性医神纪念地，更成为徽宗构建其神圣王权图景中的一块拼图。

　　崇祀传统延续与全真道进入

　　金兵南下，北宋覆亡，陕西地区纳入金朝版图。然而药王山的石刻传统并未中断。金代大定至兴定年间（1169—1218），又有三通碑石在这片土地上刻立，见证了政权更替后地方祭祀文化的延续与调适。

　　（一）《耀州华原妙应真人祠记》碑：宋刻金用的祭祀传承

　　此碑金大定九年（1169）重刻，现存南庵碑廊。高196厘米、宽71厘米、厚16厘米。文三十七行、行八十字。文后又有跋五行、行七十八字。碑额篆书“耀州华原妙应真人祠记”，碑首刻画“龙王向孙思邈献海上方”的传说故事图，图文并茂，颇具匠心。值得注意的是，此碑并非金代原创。原碑刻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当时由渤海万俟祐立石，其子进士万俟完检校，万俟宁、万俟实、万俟寔同立石。到金大定年间，原碑已出现磨损，“因碑小字画纤细”，万俟佑的后人万俟善深并弟衍以大石重刻，乡贡进士王谳撰文，米孝思作跋，杜穆画像，在尊奉孙思邈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家族绵延不绝的文化告白。

　　碑文不仅记载了孙思邈的生平事迹与传说故事，更详细描述了五台山的自然景色、地形地貌与孙真人祠的历史沿革。从文本内容看，金代重刻者几乎原样保留了北宋元丰碑的叙事框架。这种“宋刻金用”的做法本身就传递了一个政治信息：孙思邈的崇祀，既是宋代的遗产，也是金代可继承的文化资本。在政权更迭的历史关口，重刻旧碑是一种既省力的继承，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宣示，它告诉民众，真人仍在，福佑仍在。

　　此外，万俟家族后人的介入也耐人寻味。北宋元丰年间由万俟佑立石，金大定年间由万俟善深及其弟建立，一个家族跨越朝代更替依然承担着与药王山祭祀有关的文化使命。这种家族性力量是药王山信仰体系得以千载延续的深层根基之一。

　　（二）《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全真道的山野新声

　　如果说《妙应真人祠记》代表着祭祀传统的延续，那么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刻立的《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则为药王山的宗教版图带来了全然不同的声音。此碑圆首方额，高198厘米、宽83厘米、厚19厘米。碑文三十一行、满行五十七字。额题“耀州吕公先生之记”两行八字，额下线刻一组图像：左侧吕公端坐石上，身侧一鹿前跃，后有道童执立；吕公面前一名使者双手持诏书恭敬上呈，使者身后跟随一马。这幅“吕公应诏图”以浮雕形式生动再现了吕中道受召进京的场景。

　　碑文记述了全真派道士吕中道的事迹。吕公自终南山来游华原县，于孙思邈栖隐地升仙台“凿岩为洞，洞内设三清像，为栖真之所”。金大定五年（1165）受召赴京，被赐号“延寿真人”，大定十三年（1173）卒于昌平县。碑文大定十五年杨杲撰。大定二十三年马昌国跋并书、吕公高足李道济及张道全、洞主董道新同立石。

　　值得注意的是，此碑碑阴序刻于元中统元年（1260），系后人所加，说明此碑的宗教影响力持续到了元代以后。这通碑石的史料价值不仅限于道教史。碑文中提及“耀州使效牛安国贡瓷器至滹沱河南路”一事，意外地成为金代耀州窑研究的关键线索。据学者研究，此碑证实金代前期耀州窑继续向皇家贡瓷，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一通宗教人物碑，竟兼为陶瓷史的重要史料，这正是碑石文献作为多学科研究宝库的生动体现。

　　从文化史的角度审视，吕中道与孙思邈之间呈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仙缘”传承脉络。同为道教隐修之人，同被帝王召至京师赐以“真人”之号，吕中道“凿岩为洞”的修行方式与孙思邈早年隐于五台山的经历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呼应。碑石将吕中道塑造成孙思邈修行传统的当代接续者，一位“今之真人”。全真教在金代中后期逐渐北上，而吕中道的出现，正标志着全真教的教义与修行实践已经开始进入传统的药王信仰空间。

　　（三）《何仲钧题字碑》：民间信仰的空间印记

　　金兴定二年（1218）刻立的《何仲钧题字碑》，高50厘米、宽105厘米。行书，碑文十八行、满行十字。在七通碑石中是传世资料最少的一通，但它所传达的信息同样不可忽视。题字的性质决定了它不需要像敕封碑或记事碑那样行文严谨，可能更接近一种个人性的朝山留念或与友人共谒真祠的纪事。

　　进入金代中后期，药王山已成为各阶层民众慕名而来的宗教圣地和游览名胜，题字碑正是这种“民间朝拜”在物质空间中的印记。它的存在提醒我们：在官方纪念和文人唱和之外，药王山始终保留着一种更具自发性、仪式性和日常性的民间信仰维度。这通碑连同药王山的北朝造像碑、“龟蛇碑”等，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中古以来北朝道教在地方层面的礼俗交融，而这恰是七通宋金碑石所开启、但尚待继续深入的研究方向。

　　七通碑石中的宋金精神史

　　七通碑石横跨北宋至金末，前后凡一百一十四年（1104—1218），跨越了宋金鼎革的历史分水岭。将它们连缀起来阅读，如同翻阅一部浓缩在石头上的宋金精神史。

　　北宋四碑以一种层层递进的节奏，完成了对孙思邈神格的制度性塑造。敕封碑下达的是朝廷的敕令，静应庙记讲述的是地方的灵验，唱和诗碑吟咏的是文人的感怀，而宣和御碑则裹挟着帝王的神圣想象从天而降。这四通碑石的刻立者，涵盖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府、士人群体乃至皇帝本人，几乎动员了北宋社会所有掌握文字权力的阶层。这种“全社会合力的书写”，其效果是深远的：孙思邈在此过程中从一个历史人物脱胎为一个符号化的文化神祇，“药王”之名虽然至明代才正式成为通称，但宋金两朝对孙思邈的屡加褒崇，已为此奠定了最坚固的道义与制度基础。

　　金代三碑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耀州华原妙应真人祠记》以“宋刻金用”的方式延续了北宋开创的祭祀传统，体现了政权更迭中文化传承的韧性。《耀州吕公先生之记》则将全真教的修行脉络引入药王山，以一种接续者而非替代者的姿态，在孙思邈的精神谱系中写下了新的篇章。《何仲钧题字碑》以寥寥数言，让后人依稀窥见九百年前山间路过的那个身影。

　　然而，碑石的生命并未随着刻立的完成而终结。此后的近千年间，这七通碑石继续参与着后世对孙思邈的想象与塑造。明代刻立的《千金宝要》《海上方》医方碑，清代的修庙碑记，以及每逢庙会年复一年的人潮，都在与这些宋金碑石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从这种意义上说，药王山宋金碑刻所记录的并非凝固的历史，而是一种延绵至今的活态记忆。站在这七通碑石前，面对那些历经千年而依然清晰的字迹，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些字迹的指引下，继续接近一个关于生命、信仰与传承的古老故事。